该报告认为，当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原因。

一是疫情导致的供求缺口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。在新冠肺炎疫苗普及之后，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在需求方面有很大程度的复苏，而巴西、智利、印度等大宗商品主要供给国还深陷疫情危机当中，供给端增长速度没有需求端增长速度快，带来大量供求缺口。

二是美元货币宽松叠加财政刺激计划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。很多大宗商品价格以美元定价，美元超发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，美元贬值后需花更多的美元购买大宗商品。

三是碳中和政策短期冲击。碳达峰、碳中和政策影响碳排放量比较大的行业是发电和钢铁。作为我国碳排放量最高的两个行业，发电和钢铁行业是实现缩减碳排放目标的重点，要减产限产，收缩产能预期。但需求在增加，主要供给国的供给出现问题，而经济恢复又超出预期，叠加碳中和减产限产预期，供给更加失衡。

四是其他宏观因素，如我国的经济“双循环”格局。

为此，该报告建议，应提升衍生品市场价格发现机制建设，大力发展基差交易；增加供给弹性；发挥人民币汇率调节作用。交易所可密切关注近期主力合约到期前市场走势，若供需仍失衡可提高保证金防止出现可能的逼仓情形。

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表示，大宗商品价格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强劲上涨行情，今年以来又出现了一波强劲的上涨行情。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：第一，这一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全面的，农产品、黑色、有色和能源化工，这四类产品涨幅都非常惊人。第二，这四类产品都出现了倒挂的情况，现货与期货倒挂，境外和境内倒挂，甚至出现了国外的现货比国内期货价格还要高的情况。第三，主要是对外依存度比较高、进口量比较大的品种出现上涨。

胡俞越认为，流动性充裕、需求预期上涨和供给冲击等几个方面的共同作用，导致这一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。流动性宽松使得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得以充分显现。从基本面和全球产业链角度来看，由于发达国家和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下游，属于需求方；而中低收入国家及澳大利亚等国多数处于产业链上游，属于供给方。目前新兴经济体疫情再度失控和疫苗接种均落后于发达国家，从而会导致经济重启阶段不同，会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供求两端的错配，从而直接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。供给端供给不足、需求预期开始上涨，造成供求错配，冲击了整个大宗商品从上游到下游的产业链。

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所长汤珂表示，供给、需求、金融三大属性决定了大宗商品的价格。最初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由于疫情导致的供给不足。随着疫苗的推广，经济复苏使得供给恢复跟不上需求增长，由此带来的供需不匹配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的周期性波动。“除了供需因素外，国内大宗商品的价格中实际上包含了一定的金融投机因素。我们的计算发现这一因素目前还没有带来显著影响，但不能保证将来不会带来很大的影响，我们要提前预防。”

对未来的判断，胡俞越表示，这一轮大宗商品价格经过调整后，上涨仍会持续一段时间，再创新高的可能性不大。“首先，这一轮上涨是由基本面和流动性过剩导致的，基本面供求矛盾如果在短期或者未来一段时间内得不到有效解决，价格上涨的格局和态势恐怕就不会彻底改变。其次，不用过于担心大宗商品的此轮上涨传导到下游，猪肉价格的下跌令CPI在低位徘徊。”

“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更多的是由于基本面因素，相对来说价格恢复常态不会很快，因为大宗商品的生产过程需要充足的时间，即对于当前生产端受到影响的国家来讲，很难快速恢复。”汤珂说。